快開學了。大學生涯最後一年了。
每年開學，至少都要立志一下。至於能否持恆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看到這篇文章，這未必算上是寫得十分好的文章，
但在開學前讀讀，也許算上一篇合口味的文章
不過知識份子的包袱始終太重了。
但難得可以講到知識份子在social change 的角色。
至於不喜/ 無視中國研究的人，其中「中國研究」可以換作任何東西，「秩序」換作「運作機制」，照可服用。
閱讀中國巿場經濟中的秩序* 蘇力 斜體、粗體字原文為着數號。 *原載於劉軍寧、王焱、賀衛方編：《公共論壇：巿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書店，1996年。 一 假如我能寫一手不錯的中文，但不了解中文語法；又假如我完全不懂英文，甚至沒聽說過；現在有人拿來一本據說是文筆不錯的英文著作讓我看，我會怎樣？我會發現這些叫做字母的東西亂七八糟，不僅個頭高低不一，組合也有長有短，零零落落，不像咱們的中國字，一個是一個，整整齊齊（但是，果真如此嗎？請比較一下“一”、“卜”和“鬱”等字——儘管中文被稱為“方塊字”。因此維根斯坦說，“不要想，只要看”）。我很難相信這些字母也有一種和中文相似的功能，其中也有秩序。也許反覆觀察之後，我漸漸發現這些字母拼寫數量不一的詞確有規律。英文中會不斷出現“is”這樣的組合，卻從來也沒有出現過——例如——“iz”的組合。我開始相信其中是有序的。這之後，在他人的指教下，我學會一些英文詞的含義，開始背單詞，懂得了簡單的句子。我發現這些句子也可以有效表現我的感受，甚至表現了一些以前我用中文無法表述的特殊感受。這完全可能，按照語言哲學和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我們的感受在很多時候與我們的語言相聯繫，我們往往因為學習了一種新語言或多或少獲得了某些新感受。請想一想維根斯坦的關於一種語言就是一種生活形式的論述。此後，我又學習了英語語法和文法，我發現英文中有非常嚴格的結構、規則，非常有序。不僅如此，由於學習了英文語法，我還發現中文也有類似的語法，儘管不能完全重合；我甚至發現某些中文沒有嚴格的語法，或不合“語法”。但更進一步的學習使我理解了，中文語法或許就不可能與英文完全一致，“中文沒有語法”的結論只是我由於試圖把西文的文法套在中文上，而這是《馬氏文通》以來的一個毛病。 以上大致是我學習英文以後對中文的感受。大約許多人學習英文也走過這樣的歷程，或僅僅走了前一部分歷程。對英文的從無序到有序的感受轉變，是一種切身的經驗。然而嚴格說來，這種經驗的改變完全不是由於那個所謂的“客觀的”研究對象——中英文書籍——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我們自身經歷了一種蛻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經歷了兩個世界，但這兩個經驗世界都有（而並非“是”）我們的主觀創造。 二 在今天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巿場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我同樣時常感到並抱怨中國社會中的“無序”，渴求建立一種有序。但我又時常懷疑，我今天感到的中國巿場經濟進程中的社會無序是否也是，或至少有一部分是，那種學習英文的經驗的另一種表現？是在以心目中的某種秩序規則衡量着另一種秩序。 大致說來，當代中國人頭腦中至少已經有兩種關於什麼是社會秩序的“語法規則”。一種是先前的中國社會給予我們的，是長期的計劃經濟下的社會生活留給我們的；而另一套則可能是我們從閱讀西方學者合理化、正當化西方社會秩序的著作，或通過其他途徑（包括媒體、留學和出訪等）而留在我們腦海中的關於巿場經濟社會秩序的語法規則。當然，更可能是這樣兩種印象混合產生的一種“理想的”語法規則。作為知識份子，我們也更可能用後一種關於秩序的規則來衡量中國。因此，我們有了如同當初遭遇英文時的感覺，這也不好，那也犯規，在我們的心目中是亂七八糟。 也許，我們感到的混亂僅僅是由於我們沒有讀讀中國巿場經濟發展中的有序一面。也許，隨着我們對中國巿場經濟研究的深入，對中國社會理解的深入，我們會發現中國社會的今天其實也是有序的，至少不是那麼無序。 我們曾批評過一些看不慣中國巿場經濟發展的人保守，批判他們沒有“換腦筋”；我們今天也可能犯同樣的錯誤。上帝並沒有因為我們曾指出過他人的錯誤，或者因為我們在理論上懂得主觀對客觀秩序的塑造力，而豁免我們犯類似的錯誤。 三 如果不只是以我自己的感受為標準，如果說中國目前的巿場經濟發展並不是如同我們想像的那樣無序，如果說它還是一本有語法規則的讀本，那麼什麼是衡量它有無規則的標準呢？ 社會的接受無疑是最基本的標準。這就和語言文字一樣，它不以符合某個先驗的語法、章法或文法規則作為其有序或無序的標準，而是以其讀者能否理解並接受為標準。在這個意義上，我想，也許我們不應當堅持認為巿場經濟社會有一種先驗、絕對的有序；只要人們接受它，懂得其含義，一個文本就具有了內在的秩序。 說實話，當我寫上面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並不很自信。細心的讀書可能已經從我用“也許”、“可能”這樣的助動詞看到我惶惑的心迹。的確，在其他地方，我也曾寫道，西方社會中與其巿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秩序是“自然”生成的，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巿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動的。在這個意義上，並且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發展是不符合“規律”的，是不自然的。 但這種說法，仔細推敲起來，僅僅是因為我們假定或接受了一個假定：社會發展是嚴格規律的，社會總是按照某種模式發展，必定向着某個特定目標前進。這些理論假定可以說是超越對錯的，因為它們完全無法重覆驗證，甚至無法令人絕對信服地加以論證。但也正因此，我們也就不能把那些被我們冠為“規律”的命題過於當真。在我看來，中國的發展道路僅僅是不符合到目前為止的“常規”，而不是不符合“規律”。常規是對觀察到的現象的簡單歸納，固然可能反映規律，但不必定等於規律；甚或根本就沒有規律，規律也許只是人們的一種槪括、總結和抽象，因此是人的創造。而真正偉大的創造往往創造的是範本。一個偉大的作家往往為一個民族創造文法規則，而不是按照即成的文法規則來創造偉大的作品。請想一想路德用德文翻譯《聖經》對德國文學的影響，請想一想普希金的作品對後代俄國文學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推動的中國巿場經濟也同樣可以說是自然發展起來的，因此值得我們做的也許首先（但不是全部）是細細研讀其中的秩序，而不是、至少不僅僅是用其他規則來評判它的秩序。 四 應當說，今日中國社會的有序並非僅僅如同前面所述的是一個主觀理解或解釋的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國社會是基本有序的：中國的經濟連年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總體來看普遍提高，國力明顯增強；儘管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問題提出了種種批評和建議，然而他們的自信心，無論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還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自信心，都溢於言表。我很難想像一個經濟無序的社會中，或是整個社會無序的國度中，會出現近十幾來的（隨手借用林毅夫教授等人所著書名）“中國的奇跡”。 至少從經濟學和社會學原則上看，在一個沒有規則秩序的社會中，人們無法有效地合作生產；在一個缺乏有效規則秩序的社會中，人們也難長期有效合作，從而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即使短期可能。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絕不可能僅僅是由於允許人們追求財富就自動發生了。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倫理和法律的具體論證也許可以質疑，但他的關於經濟發展依賴於規則秩序的洞見是值得保留的；制度經濟學對生產的制度結構特別是非正式規則的強調同樣應當給我們以啟發。 我們也許應當暫緩斷言今日中國無序，而應當假定其有序；這是科學研究理解的必要前提，否則我們就會放棄任何理解的努力。我們應當在此基礎上發現或解讀那些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了作用的語法規則，而暫且把我們個人的關於什麼才是我所希望的偏好放一放（當然，從理論上說，完全放在一邊也不可能）。也許我們會發現一些西方社會沒有提供的、或者尚未形成理論的經驗，進而獲得自身觀念的轉變，改變關於中國社會有序或無序的看法。 我總是認為，西方學者關於秩序的界定不可能已經窮盡了關於一切社會秩序的知識和理論，因為秩序總是具體的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學者有可能發現新東西，並作出自己的貢獻。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假定，但是一個事關緊要的假定，它關係到我們的研究有無存在意義，因此在某種層面上，也就是事關中國學者生命意義的假定。如果西方人已經發現了一切，那麼還要我和你幹什麼呢？因此，這個假定，對有志氣的中國學者來說，也許應當成為牛頓理論中的那個“上帝”。 五 說今日中國可能是一種獨特的有序，是一種昔日或外國經驗及其抽象也無法涵蓋的有序，並不是說它就是絕對的有序，將之固化、僵化並神話。無序和有序是相對的。可以說，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秩序還只是一篇草稿，段落與段落之間無論在氣脈上、文字上都有不銜接的地方，有病句，有修辭不當，有重覆，還有誤植的字和標點，甚至某些段落、句子含混不清，錯誤百出，令人完全無法理解和把握。感受到這種無序因此不是沒有理由的，不是沒有意義的，不必要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和可能修改文章。即使大名家的文字初稿，也未必不會出這段毛病。倚馬可待、七步成詩，恰恰是因為其罕見，非常例或通例，才得以成為美談。中國今日的無序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就是這種無序。 一個真正的學者，由於他的敏感和社會責任感，他對無序的感受往往更為強烈。這極其重要，他是一個認真、誠實但有時也許有點認死理的讀者，他要改正病句，要刪掉那些至少在他看來是多餘的廢話，他追求一種完美。在今天，這種人是極其需要的。需要並不是因為，由於巿場經濟的衝突，這種人少了（我從來認為，能夠被巿場經濟卷走的也許從來不是這種人；請注意，這句話也絕沒有抬高或貶低某類人的意思，僅僅是一種類型劃分），而是因為社會需要這樣一些人來保持一種必要的平衡，或能及早提醒眾人一些問題，因此可以扮演一個他可能扮演的社會角色。 我願意成為這樣的人。但我必須首先是在理解中國社會發展這本書自身的內在語法之後才可能真正做好，否則我們就可能會犯諸如“這裏應當用‘is’而不能用‘是’”之類的錯誤。除非我真相信有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說法、章法和文法，我無法這樣做。 六 知識份子想修改文章，他們也正在以自身的言行進行着這種修改。但認真說來，並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知識份子在修改這篇文章；每一個中國人都在以他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修改着這篇文章。知識份子在很大程度上——不那麼自信地說——更可能只是在解讀這篇文章，發現文章的章法結構。這一過程實際就是一個中國社會變革的理性化、正當化的過程，不僅為了對他人、對世界，也是對自己。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對知識份子以其理性構建社會秩序的力量，我抱有一種溫和的懷疑態度。知識份子的事業無疑是重要的，但又有誰能令人信服地說哪一個行當（而不是個別人的行為）不重要？在民主、平等成為一種信仰甚至意識形態的時代誰又敢說哪一個行當的事業不重要？！而且說又有多大的用處？中國鳳陽縣的十幾戶農民的行動，以及此後幾年間億萬中國農民的活動引起了當代中國農村的一場深刻革命，改變了土地的產權制度，改變了農村的組織制度，且不說對當代中國其他方面的影響和衝擊。請注意，他們改變的是一種制度，突破了一種秩序、一種遊戲規則，建立了一種新的制度、新的秩序和遊戲規則。而當初人民公社制度的設計者、決策者和論證者也都是一些知識份子，其中還有一些大學問家。當然會有人爭議知識份子的界定。但如果不是將知識份子的名號當作一種專利或營業執照，只發給你我認可的一部分人，或發給狹義上的知識界人士的話，那麼在任何意義上都應當承認許多政治家也是廣義上的知識份子。 我這樣說，並不是貶低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也不敢或準備忘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僅僅是想切合實際地為自己生命和職業的意義定個位。弗格森說：“國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1］在我看來，這裏的“國家”可以被置換為制度、秩序、法律、巿場，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學者活動的結果只是關於它們的理論。儘管在學術邏輯上可能後者是前者的原因，但在社會生活中卻不是，一般不是，或不必定是（在嚴格意義上，我甚至不接受相反的因果關係）。在這一點上，秩序的發生也許和語言文字的發生和發展也很相似，是一種不根據前提的推理（Non Sequitur），不存在事先的嚴格邏輯。 當然，理論的產生不是沒有理由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現實是原因，理論是其結果。但也僅限於此。如果超出這個範圍，就有可能把理論視為社會現實的對應或圖畫，進而把理論的邏輯視為社會的邏輯，理論上的關聯視為社會的關聯，從而落入為後期維根斯坦批判的語言圖像說。在我看來，任何理論，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都僅僅是一種正當化的過程。作者也許力求再現、並自以為已經真實再現社會，其實他或她的理論是獨立的存在。理論有時對實踐起作用，但這並不是因為理論真實再現了社會或其他研究對象實體［2］，而只是它有這種效用。就過去的經驗看來，具有這種效用的理論，也不必須是對社會或其他研究對象的真實再現（想一想已被哥白尼“推翻”的托勒密天文學對航海者的效用，想一想維根斯坦關於語言文字的論述）。我的這種觀點似乎過分貶低了理論的作用，但結果可能相反。這種觀點恰恰提出理論自身存在的意義，它的意義並不在於其再現現實——否則，至少未來學或神學對許多學者或許多人都沒有意義了——而在於其自身，在於其解釋力、預測力或其他效用。從這一維度上看，社會科學理論和藝術也可以歸為一個類型，都超越對錯。此外，這種對理論自身的懷疑主義觀點也為學術上“毋必、毋固、毋我”提供了一個基點，至少我們不會因為諸如“經濟理性人”的假定不“真實”而試圖徹底廢棄於這一假定之上的某些學科的理論。 七 我給自己定下一個也許保守、然而未必是缺乏雄心大志的任務：閱讀當代中國巿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秩序，理解那些已經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實際的制度變化。 因為，秩序的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是人們在自身行為方式變化後相互之間的預期和行為方式的磨合；這不是個別人的才智或洞察力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時間的鬼斧神工。這並非推卸作為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一員對社會的責任，而是因為有些工作（例如必要的磨合時間）實在是超越任何個體能力的。此外，真正負責任的履行都必須以了解任務為前提，不了解情況下的“履行”是對己、對他人的不負責任；即使沒有試圖從中漁利的話，那也是頭腦過於簡單。 其實能讀懂就很不簡單。許多年前，我曾聽說過一個傳聞，說是某個日本人評論說近代以來只有兩個半中國人讀懂了中國，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還有半個是蔣介石［3］；我當時心裏一驚，有康德所說的那種仰望星空之感覺。如今，對這種評價已知道如何反詰，諸如“一家之言”，還可以施用莊周和惠施論辯的戰術。然而當年的那種感覺難以磨滅：要讀懂一個社會，談何容易；即使讀懂一個側面，也不容易。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們不來讀，還能靠誰嗎？如果這個也不讀，那麼我們又還能讀些甚麼呢？ 1995年11月26日於北大蔚秀園 注： 1 轉引自，哈耶克：《自由主義和經濟秩序》，賈湛、文躍然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年，頁7。 2 只要簡單看看、想想，就會明白，一旦是再現的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在這個意義上誰也不可能再現“真實”；“再現真實”只是一種修辭手法、或一種理想而已。 3 近日讀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頁456）提到蔣廷黻曾說：“新代中國人物對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對本國內地的傾向反倒瞠目茫然”。意思是一樣的。 | 
